6月10日，国家审计署发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下称“《审计结果》”）显示，36个地方政府2012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12.94%。

这次“抽查”是继2010年审计署对全国地方债进行全面审计后的再次摸底。而在上次审计中，这36个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便已占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10.72万亿元）的31.79%。

地方债总规模究竟有多大？

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家审计署副署长董大胜估计，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18万亿。

而在今年4月份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预计超过20万亿。

《审计结果》并未指出全国地方债的总量，如果根据这次审计的36个地区债务增长12.94%的速度估算，2012年底，全国的地方债务为13.87万亿元。但兴业证券的一份报告指出，2012年末，地方债总负债预计在13.17万亿~15.1万亿。

这样的数据让一些研究中国经济的机构担忧，评级机构穆迪认为，中国地方债规模正在增长，将对中国信用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因此，围绕地方债的相关方，都在尝试着如何解决债务难题。

高达219.57%的债务如何还？

眼下，地方政府不得不面临偿还地方债的压力。据媒体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相关债务中，约有11.37%需要在2013年偿还，合计1.2万亿元。

审计署在《审计结果》中指出，部分地区债务规模增长较快，一些省会城市本级的债务风险凸显，由于偿债能力不足，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

长城证券认为，地方政府加强债务管理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部分地方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出现增长，但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偿债压力加大。同时，部分地区高速公路债务规模增长较快以及取消收费地区的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债务等，都面临较大压力。

《审计结果》显示：“有10个地区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有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

债务率是指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是衡量债务规模大小的指标。在审计署“抽查”的36个地区中，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

衡量当年还本付息额的指标偿债率，亦不容乐观。有13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偿债率超过20%，最高的达60.1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偿债率最高的达67.69%。

由于偿债能力不足，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5个省会城市本级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最高的达38.01%。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70亿元。

事实上，关于政府偿还债务的压力，在今年年初各地的预算报告中就有所体现。

湖南省的预算草案表示：“偿债压力很大，一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运行存在隐患，财政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浙江省的财政预算报告则指出：“地方政府性债务进入还贷高峰期，一些市县财政资金调度的压力较大”；《关于吉林省201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也指出，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其他一些政府性债务陆续进入偿还高峰期，各级政府偿债压力较大……

《审计结果》明确，部分地方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增长，但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偿债压力加大。一些地区当年的还本付息额超出了土地出让可支配收入。

分析地方债构成结构，其中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依旧是举债主体，占地方债务余额的45.67%。但《审计结果》指出，部分融资平台公司资产质量较差、偿债能力不强。

国务院参事夏斌将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与房地产泡沫破灭风险、金融体系风险一起列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三大风险。他认为，三大风险互相关联，每一个风险的爆发都会引发其他两大风险。

除了眼前的偿债压力，债务总量亦让政府在土地出让收入受阻的情况下，倍感压力。

国企能否携手民资为政府“埋单”？

《审计结果》指出，地方政府的债务支出主要用于交通建设、市政建设等。这些项目往往投资金额巨大，收益速度较慢。

以往以政府为主导的建设模式则受到较大的挑战。《审计结果》指出，部分地区高速公路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受经济增速放缓、货车流量下降、重大节日免收小型客车高速公路通行费等因素的影响，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入出现减收，一些地区高速公路债务偿还压力较大。

兴业证券认为，在地方政府的投资结构上，交运、仓储和邮政业是主要投资去向，且在过去，往往形成优质和盈利资产。但随着高速公路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则势必降低这一部分资产给地方政府带来的经营性现金流流入，在未来会更一步恶化地方政府负债。

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交通设施建设方面开始探索新的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到，江西省近期设立铁路产业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150亿元，计划首期规模50亿元。允许铁路多元化投资，多家国有企业或参与出资。

而在融资平台建设方面，受限于融资平台的诸多资产注入限制，地方政府也开始最大程度整合资源，放大融资平台效应。

中部省份的一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土地收入相对困难的当下，公司正在计划用几家国有企业的股权或资产搭建新的政府融资平台，以期获得新的融资能力，舒缓资金压力。

事实上，去年，北京市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成立，北京市西城区的部分国有企业将股权划入其中，使平台获得投融资能力来支持西城区重大项目建设。

在地方债的增量上，随着监管的到位，也许会相对稳健一些。但存量的天量地方债务如何处理？防范进一步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在稳定的环境下，可以推动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置不好的资产或者坏账。不过彭文生认为，如果进行大量的处置，风险会很大。

夏斌亦认为，与之前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能够取得较好效果相比，现在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置债务需要慎重，因为彼时中国经济处于两位数的高增长期，而现在中国经济处于下滑期。

夏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政府应坚定地落实此前颁布的“非公36条”（《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想尽办法让民资进入各个领域投资，来解决基础设施投资、传统制造业投资的资金不足问题，解决政府因没有钱而举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