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预算中使用财政拨款开支“三公”经费的单位共有56个，包括：财政部机关，财政部驻3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及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干部教育中心、财政科学研究所、信息网络中心等20个部属单位。去年的实际支出包括使用当年财政拨款和上年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

　　此前，审计署的“三公”账单因相对详细，尤其是首度公布公车具体情况，得到公众肯定。与之相比，财政部账单侧重“因公出国(境)费”，近两千字的情况说明中近半篇幅是在介绍“因公出国(境)费”。参加会议的名称被一一列出。同时，无论是出国谈判还是境外培训、业务考察、多边财经交流合作，内容分类单列，让公众一目了然。不过，财政部未像审计署一样公布出国(境)人次。

　　其次，与审计署公开公车数量不同，财政部对公务车的公开内容，只公布了新购车的数量和已有公车的运行费用，没有公布公车数量以及每辆车的运维开支。

　　第三，在接待费方面，财政部公布了外事接待费、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活动需要开支的接待费支出。

　　最后，在今年“三公”经费预算方面，财政部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说明，特别是在“因公出国(境)费预算”方面，财政部着重介绍了实际支出增加609.35万元的三大具体原因。(记者 赵鹏)

　　■数说因公出国(境)费2026万

　　今年出国将多花三成

　　去年，财政部在因公出国(境)方面花费2026.81万元，占当年“三公”支出的48.5%左右。其今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2636.16万元，比去年实际支出增加609.35万元，增加了三成多。这方面的支出在“三公”总支出中的比例将达到55.4%。

　　对于这一增长，财政部解释说，按照中美、中英对话两国轮流主办相关活动的工作方式，去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主要活动在我国境内举办，今年将由美国和英国分别主办，中方代表团组赴对方国家的国际机票和住宿费大幅增加；同时，中日、中俄、中巴(西)、中印双边财经对话机制下的出国任务以及金融稳定理事会、全球税收论坛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系列会议比去年有所增加；此外，今年关税谈判、政府采购协议谈判等团组数量有所增多。

　　公车费用1776万

　　具体公车数字未公布

　　财政部去年车辆购置费支出209.17万元，用于按规定更新购置8辆公务用车所需支出；车辆运行维护费支出1567.56万元，主要用于部机关和20个部属单位机要文件交换、市内因公出差，以及35个专员办在开展各项财政检查、核查业务过程中，为解决同城或省内财务检查人员的交通问题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支出。

　　今年，财政部在公务车方面的预算将比去年有所降低，预算为1747.91万元，比去年实际支出减少28.82万元。相比之下，审计署的公车账单更加详尽。

　　公务接待费368.47万

　　超七成用于国内接待

　　财政部去年的公务接待费支出368.47万元。具体开支内容包括：部机关外事接待费支出92.98万元，主要用于接待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官员，美国、英国、法国、挪威、葡萄牙、克罗地亚、新加坡等国家财经代表团所发生的费用，包括国内交通费、会见场租费等支出，部机关、35个专员办和其他20个部属单位国内公务接待活动支出275.49万元，主要用于各单位为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活动需要开支的接待费，包括在接待地发生的租车费、住宿费和工作餐费等支出。

　　财政部今年的公务接待费预算368.47万元，与去年实际支出持平。

　　★多边财经交流合作支出596.64万元

　　主要用于参加以下会议：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的领导人峰会、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财政和央行副手会、工作组和专家组会议及专题研讨会；“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等系列会议；东盟+中日韩(10+3)财长会等系列会议；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机制系列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及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系列会议等。

　　★国际组织会议支出539.11万元

　　主要用于参加有关国际组织举办的会议及相关活动，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部长级会议及年会和发展委员副手会、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工作组会议、全球税收论坛大会、联合国气候大会、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系列会议等。

　　★双边财经对话活动支出207.23万元

　　主要用于我国与美国、英国、欧盟、日本等8个双边财经对话机制和中德、中法2个双边财长互访机制所举行的前期磋商、工作组会议等。

　　★出国谈判、工作磋商等支出219.84万元

　　主要用于参加以下谈判和磋商：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申请贷赠款项目谈判，世界贸易组织(WTO)政府采购协议(GPA)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谈判，中国与加拿大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谈判等。

　　★境外培训、业务考察等支出463.99万元

　　主要用于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管理水平而举办的预算管理、财政绩效管理、财政法制管理、财政金融风险监管等出国培训和业务考察。

　　■专家建议

　　国务院出详则明确公开标准

　　北大教授王锡锌认为，在目前大多数中央部门“三公”账单未露面，已公布的部门程度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公众通过舆论呼吁似乎作用愈加微弱。要想摆脱这种境地，需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从维护国务院政令权威的角度，建议国务院将没有按照要求按时公开“三公”经费的部门名单对外公示，对其谴责，并适时启动问责。王锡锌认为，国务院仅令“中央部门6月底公开‘三公’经费”，而没有相应的约束惩罚机制，在各部门不愿公布的情况下，必然使得这条政令变成“稻草人”。如今，经过了几个月的博弈效果并不乐观，因此只有将软约束转为刚性的硬指标。

　　其次，在各部门确定要公布“三公”的情况下，需讨论公开的标准问题。王锡锌认为，“三公”公开应该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公开的目的：公开“三公”是为让公众有效监督，那么公开的标准至少要让公众看得懂，监督得准确。显然，“粗枝大叶”的三个数字，或“粗细不均”的决算预算情况都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实际上，这并不难做到，只是愿不愿意公布。”王锡锌表示，大家知道“三公”经费的三个数字是通过细小的科目汇总得来的，既然有了总数，肯定有详细的计算过程。“现在我们呼吁将计算的过程连并结果一并公布。同时，我们呼吁国务院出台一个详则，将这些通过政令或者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本报记者孙乾

　　账单详细度考虑公众感受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各部委公布“三公”账单还是第一次，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公众也应认识到，解决问题应有一个“容忍期”。不过中央部门在公布“三公”账单时要考虑公众感受，将自己的账单尽可能公布得详细、可读一些。

　　目前公布的账单中决算内容相对详细，而预算都很笼统。刘尚希解释说，决算数据是既成事实，内容不能改变，相对方便归纳汇总和分类对比，内容自然就公布得详细。而预算数据中还存在大量没有花完的钱，对支出整体情况还只能预判，不能做出准确的细化分类。